作者:张尧丨李想丨郎佳莹
民营企业融资有个惯常操作,为了防范企业信用风险,银行直接把企业信用与实控人个人信用深度捆绑,在要求企业提供担保的同时,还要求实控人及其配偶提供连带责任保证,甚至要求以实控人个人财产设定抵质押担保。这种看起来“简单粗暴”的安排之所以盛行,甚至被视为风控的“标配”,既有社会信用体系不完善的时代背景,也有民营企业内控易流于形式、银行风控手段不足的现实无奈。但从效果上看,这样的安排已然架空了公司法赋予企业家的有限责任保护,一旦企业陷入债务危机,对企业债务的担保责任便会实打实落在实控人头上,致使企业和实控人双双跌入债务泥潭。
企业可以重整,也可以清算,但实控人个人的担保债务不会因为企业进入破产程序而自动消灭。于是常常出现两种不同的声音:实控人会问,企业重整后,个人连带保证能否一并了断?银行则会问,重整计划中豁免实控人担保责任的条款,为什么约束我?这两个问题看似对立,指向的却是同一件事:实控人的个人担保责任,在企业重整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它能否在企业重整中被一并处理?若不能,又该怎么处理这一问题,才能既让企业轻装上阵,又不让实控人独自扛下所有?
一、救企业亦须救企业家:实控人担保责任为何必须处理
(一) 经营价值往往依附于实控人
中小企业大多具有较强的“人合性”,客户资源、行业经验、供应链关系与核心团队,往往系于实控人一身。实控人不仅是出资人,更是企业运转的中枢,无论是技术上、市场上还是管理上,都难以被简单替代。因此,企业进入重整后,能否留住实控人、稳住核心团队,往往直接关系到重整的成败。
(二) 不解决,会发生什么
若实控人个人的担保责任在企业重整后依然存续,其继续经营企业的意愿和能力都会受到严重削弱,原因有以下几点。其一,实控人将缺乏配合重整的动力。企业重整成功而个人债务未了,“救活了企业、救不了老板”的这种结果将导致其配合重整的动力明显不足。其二,实控人可能出现消极应对,甚至对抗 — 隐匿资料、拖延交接,甚至把资源转移到体系之外。其三,对投资人而言,实控人的或有负债是尽调中的硬指标,不少重整投资交易将处理实控人个人债务列为交割先决条件之一,若无法解决,交易往往难以达成。其四,对银行而言,放弃担保需要高层授权,而坚持担保又可能拖垮一个本来能救活的企业,决策陷入两难。这些变化叠加在一起,常见的结果就是企业错过重整的最佳窗口期,最终被拖入破产清算。随着企业运营价值的消散,导致实控人将债务重担揽于一身,最终造成多方共输的尴尬局面。
(三) 受损的不只是实控人一方
对债权人而言,清算通常是最不利的选项,因为企业进入清算程序后,资产需折价变现,普通债权的清偿率通常为个位数甚至更低,而通过重整维持企业经营并逐步清偿,债权人所能获得的清偿往往更高。对职工而言,企业清算意味着岗位直接消失。对地方经济而言,一家有市场、有客户、有团队的企业退出市场,损失的不只是税收与产值,更是产业链条上的配套能力和就业基本盘。对重整制度而言,保企业不保老板是一场不完全的拯救,个人债务问题不解决,重整的“人合性”修复就无从谈起。所以重整程序中实控人担保责任的处理,从来不是一个“帮老板减负”的命题,而是一个“如何让各方都少损失一点”的命题。
二、以往实践路径及其局限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并未为实控人个人担保债务的处理提供直接通道,因此以往实践中,各方为解决这一问题进行了多途径探索,但合法性基础都不牢靠,或者效果存在明显折扣。
(一) 重整计划中直接加入担保人豁免条款
最常见的做法是在重整计划草案中增加如下条款:债权人豁免实控人及其配偶为债务人经营性借款提供的连带保证责任,自重整计划获法院裁定批准之日起,债权人不再向相关自然人主张担保追偿权利。这一路径看似便捷,实则法律效力存在明显瑕疵。《企业破产法》第92条第3款明确规定,债权人对债务人的保证人和其他连带债务人所享有的权利,不受重整计划的影响。《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有关担保制度的解释》(以下简称《担保制度解释》)第23条规定得更为明确:债权人申报债权后可以请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未获全部清偿而请求担保人继续承担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在(2020)最高法民申1676号案中,重整计划写明“债权人应在重整计划批准生效后放弃对担保人的追索”,但相关银行自始未参与表决,重整计划最终由法院强制批准。最高人民法院裁定认为,破产法规范的是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的内部破产关系,保证合同属外部关系,除非破产法有明确规定,担保责任适用担保法律,不受破产法调整[1]。
(二) 把账面清偿率做高
该路径通常以留债、债转股、信托受益权抵偿分配等方式让重整计划中的清偿率在名义上达到100%,以此封堵债权人就“未足额受偿部分”继续向保证人求偿的空间。担保债务具有从属性,主债务因足额受偿而消灭,保证责任随之消灭,因此该路径在法理上能够成立。但有一个关键问题:账面清偿率不等于实际受偿,以股抵债、以信托受益权抵偿、留债展期的定价往往由重整计划倒推确定,抵债股权的市价可能远低于转股价格。近年来的裁判倾向认为,应当按债权人实际受偿的价值,而非重整计划载明的名义清偿率,来确定保证人的责任范围;抵债股权的价值可以通过评估、参照市场价格等方式确定。[2]因此,该路径能否真正阻却追偿,取决于抵债资产的实际价值,而不取决于重整计划载明的清偿比例。
(三) 庭外一揽子协议
在大型企业集团的整体风险化解中,由金融债委会与实控人达成庭外重组协议,将企业债务与个人债务一并处理,庭内重整与庭外安排协同推进。其优势在于灵活、不受破产程序的刚性约束,但其局限同样明显。庭外协议本质上是合同,只能约束签署方。只要有一家债权人,尤其是已经取得执行依据、正在单独推进执行的银行不签字,整个安排就会出现缺口。而金融债委会的表决规则(多数决)本身也不能替代个别债权人的处分行为。
上述解决路径存在一个共同缺陷:都在试图用一个程序,去处分另一个主体(程序外第三人)的权利。重整计划的效力来自债权人会议的多数决与法院的批准,它只能约束参加这个程序的债务人和全体债权人。债权人对保证人的权利并不在此程序范围之内,针对企业债务的重整计划,其效力无法延伸至程序外的实控人。
三、立法上新动向:正门正在打开
2025年9月,《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首次提请审议;2026年8月,二审稿进一步成型。这是《企业破产法》施行近二十年来的首次系统性大修。此次修订的核心突破之一,便是关注到连带个人债务人责任的处理问题,并尝试在制度层面为“企业破产、个人担责”的困局提供出口。但立法并未选择“在企业重整计划里直接豁免实控人担保”这条路。借企业重整之便、顺手免除个人担保的做法,在修法之后依然行不通。立法真正做的,是为这些经营者另开一道门。如果二审稿最终落地,一个被企业担保拖垮的实控人,手上大致会多出以下几样工具:
第一,个人重整通道。有未来可预期收入的连带个人债务人,可自行申请重整,以未来收入分期清偿,执行期限原则上不超过五年(房屋抵押贷款除外)。[3]这意味着实控人只要企业还在、自己还能经营,就可以用未来若干年的经营收益,换一个对债务的有序安排,而不是无止境地被债权人一个个单独追索、限高、执行。
第二,清算加考察期免责。对缺乏持续收入的连带个人债务人,草案提供了一条“诚实而不幸”的退出通道:债务人须全面申报财产,以现有财产依法清偿,其后由法院根据案情确定三至五年的监督考察期,考察期内新取得的财产(除豁免财产外)继续用于偿债,期满可以申请债务清理完毕[4]。
第三,企业程序与个人程序的正式衔接。草案明确,连带个人债务人与其关联企业可以参照适用合并破产一章的规定。资产负债高度混同的,可以适用实质合并;不构成混同的,可以按协调审理的思路,企业案与个人案分别立案、协同推进、结果绑定。[5]这就把过去深圳、浙江靠地方规则和实践摸索出来的做法,上升为成文法层面的制度接口。
第四,庭外协商与庭内重整程序衔接。草案新设“重整前协商”一节,明确在重组协议内容与重整计划草案相应内容一致时,债权人对庭外重组协议的同意,可视为对重整计划草案相应内容的同意,不必在债权人会议上重新表决[6]。实控人与主要债权人在庭外达成的担保债务处理安排,不会因为进入重整程序而推倒重来。
第五,小微企业出资人权益保留有了明文依据。草案规定,对企业继续经营具有重要价值的出资人,承诺将未来一定期限内的预期可支配收入用于偿债的,重整计划可以保留其全部或部分股权和控制权。[7]这实际上是把实践中“老板留下来继续干、用未来收益换股权保留”的交易结构,写进了法律。
当然,这道门不是白开的,免责的对价是完整、持续的约束:真实、准确、完整地向人民法院申报本人及其家庭财产信息;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不得出境;离开住所地时,及时向人民法院报告;不得有非生活或者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按月向牵头履行破产事务行政管理职责的部门申报个人收入、支出和财产状况等信息;抚养费、赡养费、扶养费以及因故意或重大过失致人损害所负债务不在免责之列;隐匿转移财产、奢侈消费、财务造假等情形,不仅不予免责,已经免责的还要被撤销[8]。
正门已经打开,但也并非没有局限。草案把入口限定在“自然人股东”,实践中大量不持股的实际控制人、隐名出资人以及共签担保的配偶,仍可能落在文义之外。另外,企业程序与个人程序如何具体协同、表决如何联动、偿债资源如何切分,也还有待最高院的配套细则。但无论如何,实控人担保债务解决方向已经清晰:让实控人进入自己的程序,用全部家底和若干年的努力,换一个有序的债务了断。
四、实践中的新探索
立法仍在审议,实践已先行一步,各地区在现有法律框架内开展了不少有益尝试。
(一) 路径一:通过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个人破产制度清理债务
个人破产/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制度是目前最彻底,也最成体系的路径,在这一程序中,自然人成为破产程序中的债务人,计划执行完毕,按计划减免的债务无需再还。例如浙江舟山某科技公司重整案中,企业重整与实控人俞某某个人债务集中清理“分别立案、协同推进”,由同一管理人同步开展个人财产调查、债权申报与审查,并协调企业投资人、债权人和债务人制定相互衔接的清偿方案。实控人及核心团队继续留任,负责重整后企业的经营管理,并接受经营指标动态考核;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方案则设置五年诚信考察期,以强化债务人履约约束。最终,俞某某的个人财产分配方案获债权人95.94%的债权金额表决通过。[9]
(二) 路径二:企业与实控人开展实质合并重整
当企业与股东之间资产负债高度混同、无法切分时,可由法院裁定企业与股东实质合并重整,把企业的财产、股东的财产乃至股东未来的经营收益,全部纳入同一个偿债池,按同一个重整计划、同一套表决规则进行处理。在这一合并程序中,股东不再是程序外的保证人,而是程序内的共同债务人,重整计划对全体债权人、对企业、对股东一体有效;重整计划执行完毕,按计划减免的债务,该股东无需承担后续清偿责任。
以深圳某环境工程公司重整案[10]为例,企业与两名股东之间存在资产、债务深度混同,难以清晰区分的情形,深圳中院裁定企业与两名股东实质合并重整,两名股东在保留必要生活费的前提下,将全部资产连同未来五年经营收益(约1043万元)纳入计划按季清偿,同时保留股权与经营权,2025年12月重整计划获裁定批准。
(三) 路径三:将财产全部纳入重整程序,达到个人破产效果
受本地尚未建立个人破产制度或个人债务清理制度、自身亦不完全符合相应条件等因素影响,并非所有实控人都能启动个人破产程序。实践中,通过将实控人及其家庭财产一并纳入企业重整计划的偿债范围,在重整计划草案中对实控人个人债务的清偿安排、免责条件与行为约束作出明确约定,同样可以在现有制度框架内实现近似效果。为取得债权人的同意,通常以实控人全面披露财产、将资产归入重整计划清偿、投入资源、持续履行等为条件,换取债权人对剩余担保债务的柔性安排。
例如某电器集团等38家公司重整案[11],实控人夫妇承诺将全部个人资产注入信托用于清偿担保债务,债权人有条件暂停行使对原实际控制人及其配偶的追偿权。若出现实控人存在未披露的境内外财产、未履行将名下全部个人资产注入信托计划的承诺、经营管理团队未落实经营管理责任、重整计划执行失败等情形,债权人可恢复行使权利。该案虽然在重整计划中表述为“暂停追偿权”,但在实控人未出现上述情形的情况下,实际起到了免除担保责任的效果,为实控人保留了后续经营与生活的空间。
此外,厦门某集团等12家企业合并重整案也是类似思路:实际控制人公开其全部财产,并将其个人财产及其控制的其他未进入破产程序企业的财产纳入清偿安排;以重整计划成功执行为条件免除其连带责任,若重整计划未能成功执行,则由实际控制人对全部债务承担连带责任[12]。
五、退一步讲:即使一时难以免除,推进重整仍然值得
实践中常会听到这样的疑问:“既然重整免不掉我的担保债,那我进去干什么?”这一疑问实际上是将“免不掉”与“不值得进”画了等号。但即便一时无法免掉实控人的担保债务,或前述路径因故无法实现,推进企业重整仍属值得且必要的选择,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几点。
第一,推进重整能让债务停止膨胀。《企业破产法》第46条第2款规定,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担保制度解释》第22条进一步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债务人破产案件后,债权人请求担保人承担担保责任,担保人主张担保债务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之日起停止计息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因此对实控人而言,破产申请受理之日,即个人担保债务停止滚动之日[13]。
第二,推进重整能缩减担保责任的基数。保证债务具有从属性,担保责任的范围不应大于主债务的范围。重整程序中,债权人从主债务人处实际获得的每一笔清偿,都在削减主债务的余额,实控人的担保责任亦随之同步削减。
第三,推进重整有望恢复实控人的偿债能力。担保债的最终了断,靠的从来不是一纸免责条款,而是偿付能力。企业停摆、实控人被限制消费时,债权人往往难以获得实际清偿;可企业一旦重整成功,针对企业的执行措施与限制消费措施将依法解除,经营恢复、现金流恢复,实控人有了收入来源和股权价值,担保债权的回收方具备谈判基础。
债权人关注的从来不是是否豁免,而是哪种安排的回收率更高。一个持续经营的企业加上一个愿意继续偿付的实控人,对债权人而言通常优于企业被清算、实控人被限制消费的情形。对企业主而言,真正的风险往往不是担保债务未能免除,而是在观望中耗尽企业最后的重整价值。
六、实务建议
综合前述分析,针对企业重整与个人担保债务的处理问题,向实控人提出以下六点实务建议:
第一,尽早采取止损措施,避免以担保债务无法免除为由拖延决策。破产申请受理之日既是企业债务计息的停止节点,也是个人担保债务计息的停止节点;程序启动越早,债务复利的累积过程越早终止,企业所留存的重整价值也越高。
第二,不将个人债务的清偿解决完全寄希望于企业重整计划中的豁免条款,此类安排不仅难以通过法院对重整计划草案的合法性审查,还可能引起债权人的抵触。
第三,以担保债务可减免的幅度而非能否全额免除作为评估重整价值的核心标准,重点关注清偿率、抵债资产的实际公允价值以及留债展期安排,上述要素是决定个人担保责任余额的关键变量。
第四,将可用于清偿的偿债资源纳入谈判框架,以企业重整后的经营现金流、未来收益分配及个人劳务收入为对价,主动向债权人提出分期清偿或债务和解方案。债权人的核心诉求为提升清偿率,而非迫使实际控制人陷入经营绝境。
第五,关注地方试点的替代性清偿通道,例如浙江法院推行的个人债务集中清理(类个人破产)程序、《深圳经济特区个人破产条例》。上述机制已存在处理“诚实而不幸”的企业实控人担保债务的司法实践。
第六,应注意留存担保债务用于企业经营的相关证据(包括借款合同、资金流向凭证、公司决议文件等),该类证据是后续进入个人债务清理程序时,争取获得附条件债务豁免的重要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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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0)最高法民申1676号民事裁定书(许昌恒源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等保证合同纠纷再审审查案),人民法院案例库入库编号2023-08-2-104-002。
[2]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执监17号执行监督案。
[3] 详见《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第92条:有未来可预期收入的连带个人债务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重整。第106条第3款:连带个人债务人的重整计划草案中,前款第五项规定的重整计划执行期限不超过五年。但是,重整计划中涉及清偿房屋抵押贷款的内容除外。
[4] 详见《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第2条第3款:企业法人已经进入破产程序,为企业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而出现前两款规定情形的自然人股东(以下称连带个人债务人),可以依照本法规定清理债务。第167条第1款、第3款:连带个人债务人依照破产清算程序清偿债务后,人民法院经听取债权人、连带个人债务人的意见,应当确定三至五年的监督考察期。监督考察期结束后,连带个人债务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债务清理完毕,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作出裁定。
[5] 详见《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第183条:连带个人债务人与其关联企业,可以参照适用本章规定审理。
[6] 详见《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第120条第2款:在重整程序中,债务人或者管理人依法提交的重整计划草案,与重整协议内容一致的,有关债权人、债务人的出资人对重整协议的同意视为对重整计划草案相应内容的同意,不再参加重整计划草案的表决。
[7] 详见《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第176条第3款:对债务人继续经营具有重要价值的出资人,同意将债务人未来一定期限内的预期可支配收入用于偿还债务的,重整计划草案可以保留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和控制权。
[8] 详见《企业破产法(修订草案)》二次审议稿第18条:自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的裁定送达连带个人债务人之日起至破产程序终结之日,连带个人债务人应当遵守本法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一项至第四项的规定,并承担下列义务:(一)真实、准确、完整向人民法院申报本人及其家庭财产信息;(二)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不得出境;(三)离开住所地时,及时向人民法院报告;(四)不得有非生活或者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五)人民法院规定的其他义务。第167条第2款:连带个人债务人在监督考察期内新获得的财产,应当按照破产财产分配方案用于清偿债务,但是依法属于豁免财产的除外。在监督考察期内,连带个人债务人应当按月向牵头履行破产事务行政管理职责的部门申报个人收入、支出和财产状况等信息,由管理人通报全体债权人.连带个人债务人不得有非生活或者工作必需的消费行为,并应当遵守人民法院作出的其他限制性规定。第168条:连带个人债务人的下列债务,其清偿责任不得免除:(一)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侵害他人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所负的债务;(二)依法应当支付的抚养费、赡养费、扶养费;(三)本法第一百五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所列债务;(四)其他不得免除的债务。第169条:连带个人债务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未清偿债务不得免除:(一)违反本法关于连带个人债务人义务和行为限制的规定,情节严重的;(二)债务人的主要债务系因奢侈消费、挥霍财产、赌博或者其他违背公序良俗的行为导致的;(三)出现本法第二条规定的情形后,有隐匿、转移、毁损财产或者隐匿、伪造、变造、销毁涉及财产状况的账簿、文书及其他证据的行为,情节严重的;(四)对企业违法分配利润、财务造假等行为负有责任,损害企业及企业债权人利益的;(五)其他不应当免除未清偿债务的情形。债务清理完毕的裁定生效后,发现连带个人债务人存在上述情形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撤销。
[9] 参见《2025年度个人债务集中清理优秀履职案例|俞某某、顾某某个人债务集中清理案》,载浙江省破产管理人协会网站。
[10] 案号:(2025)粤03破358号。
[11] 案号:(2025)苏01破2号、(2025)苏01破3号、(2025)苏01破4号。
[12] 案号:(2017)闽02破6号。
[13] 破产法草案(二审稿)第60条删除了“附利息的债权自破产申请受理时起停止计息”的规定,后续立法走向尚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