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春艳丨高明豪丨马倩芸丨刘毅丨石立木
前言
近年来,我国证券信息披露行政监管呈现查处力度持续加码、责任主体不断扩容、认定标准日趋精细的鲜明态势。通过大量案例实践,监管机构在信息披露义务主体的“穿透式”认定、董监高的过错推定等方面,已形成系统、严格且可操作性强的认定标准,有效打击了各类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对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以及中介机构而言,趋严的监管形势意味着法律风险空前。一方面,必须将合规视为生命线,着力构建覆盖“信息披露内容、披露流程与内部控制”的全流程防火墙,健全信息披露管理制度,强化财务数据真实性管控与关联交易、资金占用等重大事项的及时披露机制,从源头杜绝虚假记载、重大遗漏等违法情形的发生。另一方面,在面临调查时,应专业、审慎地应对,依法行使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围绕主体身份、主观过错、履职尽责、事实认定与量罚情节聚焦抗辩,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归根结底,信息披露监管的核心,是捍卫资本市场信息真实性与公开公平公正的根基。构建清朗健康的市场生态,既需要监管的持续高压威慑,更依赖于每一家市场主体、每一位从业者将“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的信息披露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唯有以前瞻性的合规内控为基石,方能行稳致远,共同推动资本市场向着更加公开、公平、公正的方向稳健前行。
本篇作为系列文章下篇,将系统梳理证券信息披露违法的行政责任体系,并提供“事前-事中-事后”全流程合规建议,为市场主体提供兼具风险警示与实操价值的实务指引。文章仅为概要性陈述,如遇具体项目需结合案情进一步分析。
一、从事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
信息披露违法行为的行政责任主要包括“财产惩戒、资格规制、信用约束”三个方面。
(一) 财产责任
根据《证券法》(2019年修订,主席令第37号)第一百九十七条规定,信息披露义务人未按照规定报送有关报告或者履行信息披露义务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50-500万元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20-200万元的罚款。信息披露义务人报送的报告或者披露的信息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的,责令改正,给予警告,并处以100-1,000万元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给予警告,并处以50-500万元的罚款。发行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从事上述违法行为,或者隐瞒相关事项导致发生上述情形的,处以100-1,000万元的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以50-500万元的罚款。
信息披露违法的财产责任以罚款为主。实践中,罚款金额的确定主要考量以下因素:第一,违法披露信息中虚增或虚减的数额及比重,如虚增利润占当期披露利润的比例;第二,未按规定披露事项涉及的数额及占比;第三,是否导致公司资不抵债、盈亏方向反转等定性影响;第四,违法次数与持续时间。
(二) 资格责任
资格责任聚焦“市场准入权限”,通过限制或剥夺违法主体的证券业务参与资格,阻断其再次违法的可能,主要包括以下两类:
1. 个人市场禁入
根据《证券市场禁入规定》(2021年修订,中国证监会令第185号),从事信息披露违法行为,情节严重的,可对责任人员采取3-5年第一类证券市场禁入措施;行为恶劣、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秩序、严重损害投资者利益、或在重大违法活动中起主要作用等情节较为严重的,可对责任人员采取6-10年第一类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严重扰乱证券市场秩序并造成特别恶劣社会影响、获取违法所得等不当利益数额特别巨大、或致使投资者利益受到特别严重损害的,可对责任人员终身采取第一类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从事信息披露违法行为,影响证券交易秩序或交易公平,情节严重的,可对责任人员采取5年以内第二类证券市场禁入措施。第一类证券市场禁入措施包括不得从事证券业务、证券服务业务,不得担任证券发行人的董监高。第二类证券市场禁入措施为不得在证券交易场所交易证券。
2. 机构业务许可限制
根据《证券投资基金法》(2015年修正,主席令第23号)、《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量的意见》(国发〔2020〕14号)等规定,针对涉及信息披露违法的发行人、上市公司及证券中介机构,情节严重、性质恶劣的,依法采取暂停、撤销、吊销业务或从业资格等措施。其中,对出具含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文件的保荐人、会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等证券中介机构,证监会可依法暂停或撤销其相关业务许可。
(三) 信用责任
根据《证券期货市场诚信监督管理办法》(2020年修正,中国证监会令第166号),证券监管机构将采集信息披露违法行政处罚决定等信息并记入证券期货市场诚信档案数据库,向社会公开,效力期限为5年(自处罚决定执行完毕之日起算);证监会还将对信息披露违法主体在证券期货市场违法失信信息公开查询平台进行专项公示,公示期为1年(自公示之日起算)。
违法信息记入诚信档案对市场主体的影响主要包括:
第一,行政许可审查,证券监管机构、行业组织、交易场所审查行政许可、会员登记、上市申请等事项时,应查阅当事人诚信档案。对于信息披露违法信息,可要求申请人提供书面意见对相关事实、执行情况、影响分析等进行说明;属于法定不予许可情形的,应不予许可;非法定不予许可情形的,综合考虑诚信状况等因素审慎审查。
第二,监管处理裁量,证券监管机构进行行政处罚、实施市场禁入、采取监管措施时,应查阅当事人诚信档案,综合确定处理结果。
第三,业务办理约束,证券公司办理证券质押式回购、约定式购回、融资融券业务,证券金融公司开展转融通业务时,可查询客户或证券公司诚信档案,作为决定是否办理及授信额度的依据;证券服务机构受托提供服务时,应查询委托人诚信档案,作为决定是否接受委托及收费标准的依据。
第四,人员任职限制,上市公司、挂牌公司、证券公司、基金管理人、证券服务机构等拟聘任董监高及从业人员时,应查询其诚信档案,作为决定是否聘任的依据;有信息披露违法信息的公民,不得担任证券监管机构或行业组织负有审核、监督、核查、咨询职责的组织的成员。
二、市场主体的合规建议
市场主体可围绕信息披露违法的构成要件,结合监管实践情况,梳理核心风险点,制定“事前防范、事中应对、事后救济”的合规应对策略。
(一) 事前防范:构建全流程信息披露合规体系
事前防范的核心是确保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可从“制度建设、财务管控、人员履职”等方面发力。
1. 建立健全信息披露管理制度
第一,明确信息披露职责分工:建立“一个中心,三个基本面”的分层管理机制。董事会对公司信息披露工作承担集体责任,董事会秘书负责具体组织和协调信息披露工作,各业务部门、分子公司(如有)负责人承担相应的信息报告和审核责任,财务、法务、审计等专业部门提供支持。
第二,完善信息披露决策机制:制定涵盖财务数据变化、关联交易、资金往来、对外担保、重大合同、诉讼仲裁、股权及人员变动、突发事件等事项的信息报告清单。建立“业务部门→财务法务部门→董事会秘书→总经理→董事会”的多层级、分层级的报批审核机制。设置信息披露的时间节点控制,防止延误披露。
第三,强化内部监督机制:建立健全内部审计制度、信息披露内控制度,明确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各部门负责人的重大信息报告义务,设置信息报告的时限要求。对应披露事项进行清单式管理,定期开展信息披露专项检查。
2. 加强相关人员合规培训与考核
第一,分层分类开展合规培训:针对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重点培训虚假记载、重大遗漏、误导性陈述、不正当披露四类行为的认定标准、董监高勤勉尽责的司法与监管认定边界;针对董事会秘书及信息披露事务部门人员,重点培训定期报告编制规则、临时公告披露时点、关联交易识别与审议程序;针对财务人员,重点培训会计准则适用、收入确认与资产减值判断、披露口径与账簿记录的一致性。
第二,建立合规考核与问责机制:将信息披露合规指标纳入董监高及相关部门的绩效考核体系,对因未尽审核义务导致披露违法的人员,依据内部制度追究责任;对发现并报告披露风险、主动更正差错的人员,可予以正向激励。
3. 强化董监高合规意识和第三方合作
第一,对信息披露事项的审核意见书面化:董监高应当认真审阅定期报告和临时公告,对存疑事项进行必要的调查核实,对违规事项及时提出反对意见,无法保证信息真实、准确、完整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独立董事应当独立发表意见,监事应当明确监督管理职责,履职尽责不受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影响。
第二,聘请专业机构,建立合规咨询机制:选聘具有证券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法律顾问或证券合规律师,必要时聘请财务顾问、评估机构等。就重大法律事项咨询中介机构意见,对中介机构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对于复杂、疑难的信息披露事项,及时咨询监管部门。参加证券交易所、证券业协会组织的培训和交流活动,关注监管问答、监管动态和典型案例。
(二) 事中应对:规范配合监管调查,降低违规风险
若面临信息披露违法监管调查,需“整理证据、澄清事实、配合调查”,避免因应对不当加重责任。
1. 迅速启动内部核查,梳理事实
第一,成立专项应对小组:由董事会秘书或总经理牵头,财务、法务、审计、业务部门负责人参与,必要时聘请外部律师、会计师提供专业支持。
第二,全面梳理案涉披露文件与财务资料:需要对涉嫌违法的事项进行全面自查,立即封存被关注时段内定期报告、临时公告、招股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件,同步调取对应的财务账册、记账凭证、银行流水、审计报告等材料;核实关联交易协议、担保合同、诉讼仲裁材料、股权转让协议等业务资料与披露内容是否一致。
第三,评估申辩空间并澄清事实(如需):客观分析监管机构指出的违法事项,若认为存在被误解的情形(如相关会计处理系基于会计准则的专业判断、相关事项已通过其他渠道披露、违法行为系在控股股东授意下实施而公司本身无过错等),应系统性准备证据链,包括信息披露归档记录、董事会决议等,以证明不存在信息披露违法的主观故意。
2. 积极配合调查,审慎提交材料与说明
积极配合提供监管机构依法要求的客观证据材料,是每一个市场主体的法律义务。但需注意,所有向监管机构提交的书面说明、数据材料、问询回复,均需经过法务及外部律师的审核,确保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且表述严谨,避免产生歧义或自我归罪。
3. 主动自查合规漏洞,整改潜在问题
针对调查指向的违法类型,自查是否存在以下合规漏洞:重大信息内部报告机制缺位、关联交易审议程序不完整、财务核算与披露口径不一致、董监高审议记录流于形式、信息披露审核流程未有效执行等。若发现合规制度文件缺失、财务内控失效、董监高培训不足等问题,应立即制定整改措施(如修订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增设财务复核环节、开展专项合规培训等),并及时向监管机构汇报整改进展,展现主动合规、积极纠偏的态度。
(三) 事后救济:依法维护合法权益,争取减免责任
若被采取监管措施、行政处罚,需通过合法途径进行救济,重点把握“程序异议、实体申辩、整改验收”等关键环节。
1. 核查程序合法性,依法提出异议
第一,核实监管机构是否依法履行调查通知送达、证据调取手续、权利告知等程序,若存在程序违法,可依法提出异议。
第二,针对监管机构认定的违法事实与法律适用,重点核查是否存在“证据链断裂”(如缺乏银行流水、会计凭证等客观证据支撑财务造假认定)或“事实认定错误”(如虚增金额计算未扣除相关成本费用、将会计差错认定为财务造假、责任主体认定不当、新旧《证券法》适用错误等),并依法提交反驳证据。
2. 积极整改验收,争取解除监管措施
第一,落实整改要求:针对监管机构指出的信息披露问题,按期完成整改(如进行会计差错更正、补充披露临时公告、完善关联交易审议程序等),并提交整改验收申请及佐证材料。
第二,申请解除限制:若因信息披露违法被实施风险警示或限制相关业务,在整改验收通过后,可向监管机构申请撤销风险警示或解除业务限制,说明已建立有效内控,不存在再次违法风险。
3. 充分行使听证与申辩权利,争取减免处罚
第一,申请听证与陈述申辩:收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后,若对文书内容有异议,可依法申请听证,提交书面申辩材料并举证。
第二,主张减免责任事由:若符合违法情节轻微、没有主观过错、非任职期间行为、积极配合调查并主动整改等减免责任事由,可在申辩中重点主张;对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组织指使而公司本身无过错的案件,可从事实层面举证违法行为与公司无关,争取对公司免责。
4. 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对调查措施、监管措施、行政处罚,如不服的,可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提起行政诉讼。
结语
本系列三篇文章完整梳理了证券信息披露违法行政监管的核心脉络:从监管态势与数据特征,到构成要件与申辩事由,再到行政责任与合规建议。对于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监高以及中介机构而言,“从严惩处、立体追责、协同治理”的监管形势意味着法律风险空前,合规不仅是底线要求,更是生存发展的前提。唯有将“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公平”的信息披露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以健全的信息披露事务管理制度、严格的财务内控与关联交易管控筑牢事前防线,以专业审慎的态度应对事中调查,以合法合规的途径进行事后救济,才能有效减少信息披露违法风险,实现行稳致远。愿市场各方共同发力,守护资本市场的信息真实与公开公平,推动行业向着更健康、更规范的方向稳健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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