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吴方朔丨杨浩城丨雷雪
导读
知识产权制度赋予权利人排他性权利,旨在保护创新成果和商业利益。然而,实践中,部分市场主体利用注册商标、专利等权利的形式外观,通过批量诉讼、平台投诉、财产保全等方式向其他经营者施压,借维权之名谋取不正当利益。对于被诉企业而言,即使最终赢得诉讼,也可能已经付出高额应诉成本,甚至遭受资金冻结、订单流失、商业机会丧失等难以挽回的损失。
但另一方面,恶意维权与正当维权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商标未实际使用、权利基础存在争议、索赔金额较高,以及在竞争对手上市或融资期间提起诉讼,均不当然构成恶意维权。如何在规制权利滥用的同时,避免不当限制正当维权,同样值得关注。
近年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相继发布治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的典型案例,逐步明确恶意诉讼的认定标准及损害赔偿规则。2026年修订的《商标法》进一步强化了对恶意注册、权利滥用及恶意诉讼的规制。
本文分上、下两篇。上篇从恶意维权的成因切入,结合相关立法进展与典型案例,以商标领域为主要视角,梳理恶意诉讼的认定规则与边界;下篇将转向恶意投诉与恶意诉讼的应对,并重点讨论被诉企业如何运用权利滥用抗辩、合理开支赔偿请求、反诉及另诉等法律工具,实现有效防御与损害追偿。
一、恶意维权为何屡禁不止?
恶意维权并非知识产权领域所独有,但知识产权的权利取得方式及维权机制,为部分市场主体利用形式权利谋取不当利益提供了可乘之机。在商标领域,这一问题尤为突出。
(一) 注册取得制下,形式权利与实质正当性的背离
我国商标权原则上实行注册取得制度,商标一经核准注册,注册人即依法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而不以实际使用为前提。这一制度有利于提高确权效率、稳定权利预期,但也使商标权的取得可能先于实际使用和商誉积累。
商标的核心功能在于识别商品或服务来源,其商业价值通常源于实际使用所积累的商誉。然而,部分主体并不以实际经营为目的,而是利用商标注册成本较低、取得权利相对便利的特点,通过抢注、囤积商标获取形式上的权利基础,再以投诉、诉讼等方式向其他经营者施压,谋取商标转让费、和解款等利益。
最高人民检察院2026年发布的典型案例三“深圳市某投资有限公司与温州某家居用品有限公司、何某某侵害商标权纠纷恶意诉讼检察监督案”即具有代表性。某投资公司在多个商品类别申请注册600余件商标,却无实际生产经营场所,也未将相关商标投入正常经营。自2019年起,该公司以商标侵权为由,对浙江多家乳胶制品企业提起诉讼,并曾获得胜诉判决。后经检察机关调查核实,发现其存在批量注册商标、缺乏实际经营活动、通过诉讼谋取不当利益等情形,且涉案商标已被依法宣告无效。检察机关依法提出抗诉后,法院再审撤销原判,驳回该公司的起诉[1]。
该案表明,形式上享有注册商标专用权,并不意味着权利的取得和行使当然具有正当性。但反过来,商标未实际使用、注册数量较多,也不当然构成恶意。合理的品牌储备与防御性注册具有正当商业需求,关键在于结合商标取得的背景、实际使用情况及后续维权行为,判断权利人是否利用商标注册制度谋取不正当利益。
(二) 低成本取得权利,高杠杆实施维权
恶意维权的另一重要成因,在于维权双方承担的成本与风险往往并不对称。对于部分恶意维权主体而言,知识产权不仅是受法律保护的权利,也可能被异化为不当干扰其他经营者商业活动的工具,使其能够以相对有限的投入撬动更大的商业利益。
这种不对称首先体现为维权行为的可复制性与被诉企业应对成本的个别性。对于恶意维权主体而言,其可凭借同一件注册商标反复针对不同经营者发起投诉或诉讼,同一权利基础及部分证据材料可以重复利用。但对于被投诉或被诉经营者来说,其可能需要分别投入资源应对,并承担由此带来的经营风险。恶意维权主体可以借助电商平台知识产权保护机制进行投诉,促使平台采取下架商品、删除销售链接等必要措施;亦可以通过提起诉讼、申请财产保全等方式,增加被诉企业的应诉成本,施加额外的经营压力。
这种风险与成本的不对称在被诉企业处于上市、融资、重大交易等关键时期时尤为突出。恶意维权主体谋求的利益,未必是最终胜诉所获得的赔偿,而可能是利用维权程序本身制造压力,迫使对方支付和解款、购买商标或者作出其他商业让步。
“某知名服饰商标系列案”便是这种运作模式的典型案例。在该系列案件中,二原告共持有2,600余件注册商标,其中部分与他人知名商标高度近似。二原告曾在商标转让网站公开出售涉案商标,并向被告关联企业提出800万元的转让报价,在未能成功转让后,又利用被告门店众多的特点,在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四地,以基本相同的事实提起42起商标侵权诉讼,形成全国范围内的批量诉讼。
在其中一案〔(2018)最高法民再396号〕的再审期间,涉案商标已于2018年2月被宣告无效。最高人民法院再审认为,“任何违背法律目的和精神,以损害他人正当权益为目的,恶意取得并行使权利、扰乱市场正当竞争秩序的行为均属于权利滥用”。两公司以不正当方式取得商标权后,目标明确指向被告公司等,意图高价转让涉案商标,转让未果后转而提起系列诉讼索取赔偿,主观恶意明显,违反诚实信用原则。对其借用司法资源以商标权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依法不予保护,最终驳回相关诉讼请求[2]。
在后续恶意诉讼损害赔偿案件〔(2020)粤73民终3687号〕中,法院进一步认定,上述42起诉讼均具有明显的主观恶意,给被告公司造成了实际经济损失,判令两公司赔偿为应对恶意诉讼所产生的损失及合理开支合计480余万元[3]。
该案揭示了恶意维权的一种典型商业逻辑:以相对有限的维权成本,通过批量投诉、诉讼或谈判等方式将高额应诉成本和经营风险转嫁给被诉企业,再利用双方风险承受能力的不对称谋取利益。
(三) 新《商标法》的回应:强化恶意注册与权利滥用的规制
针对上述问题,2026年新修订的《商标法》(将于2027年1月1日起施行)进一步强化了对商标恶意注册和权利滥用的规制。现行《商标法》第六十八条第四款已经规定对恶意申请商标注册给予行政处罚,对恶意提起商标诉讼给予司法处罚。此次修订在此基础上,进一步细化相关行为及责任规则,并明确禁止滥用商标权。
在权利取得环节,新法第十九条规定,不以使用为目的,且明显超出正常生产经营需要申请商标注册的,不予注册;第五十四条进一步规定,对违反上述规定等恶意申请商标注册、造成不良影响的行为,给予警告,可以并处十万元以下罚款。
在权利行使环节,第九条明确要求商标注册和使用遵循诚信原则,不得滥用权利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者他人合法权益;第八十一条则专门规定,对以恶意串通、单方捏造基本事实等方式提起商标诉讼的,由人民法院依法给予处罚;给对方当事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
新法进一步完善了从商标注册审查、行政处罚到权利行使及民事责任的规制体系。但应注意,第八十一条并非将所有权利滥用行为或者败诉案件均纳入司法处罚范围,其适用仍须符合相应的法定条件[4]。
二、恶意诉讼如何认定?
所谓恶意诉讼,是指起诉人明知其诉讼明显缺乏权利基础或者事实根据,仍以获取不正当利益或使他人遭受损害为目的,滥用诉讼权利并造成他人损害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在“罗汉果提取物”发明专利案〔(2021)最高法知民终1353号〕中,明确了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的四项构成要件:一是所提诉讼明显缺乏权利基础或者事实根据;二是起诉人对此明知;三是造成他人损害;四是诉讼与损害结果之间存在因果关系[5]。
其中,诉讼是否明显缺乏依据,以及起诉人对此是否明知,是区分恶意诉讼与正常权利争议的关键;损害结果及因果关系,则进一步决定赔偿责任能否成立。
结合司法实践,恶意诉讼的认定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
(一) 权利基础:有注册证书,不代表维权当然正当
判断恶意诉讼,首先需要审查起诉人是否具有正当的权利基础,包括权利是否存在、是否稳定,以及取得过程是否正当。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材料在解读“靶式流量计”实用新型专利案〔(2022)最高法知民终1861号〕时,将权利基础的审查概括为三个层次:“有没有”“稳不稳”“厚不厚”。既要审查权利是否真实存在、效力是否稳定,也要考察权利价值与赔偿额之间是否具有合理的支撑关系。该案于2026年2月被发布为指导性案例278号[6]。
该案中,涉案专利权于2006年因未缴纳年费被公告终止。专利权人在知晓终止事实、并撤回针对终止决定提起的行政诉讼后,仍于2019年、2020年针对专利权终止后实施的行为提起第三次、第四次侵权诉讼,每次索赔450万元,并在第四次诉讼中申请冻结对方450万元财产。最高人民法院认定,专利权人明知这两次诉讼明显缺乏权利基础,仍提起诉讼并造成对方损失,构成恶意诉讼[7]。
在商标领域,权利基础的审查不仅涉及商标权是否有效存续,还应考察商标权取得是否具有实质正当性。
对此,某数码电子有限公司与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2017)苏民终1874号〕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在相关案件中,涉案二公司均曾为美国某公司旗下某品牌酒店电话机提供代工服务。某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在明知该品牌已有在先使用的情况下,抢先在中国注册相关商标,随后以商标侵权为由起诉某数码电子有限公司,索赔612万元,并向工商部门投诉,导致某数码电子有限公司终止相关代工合作。
涉案商标后因以不正当手段注册而被撤销。江苏高院认为,某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虽然在起诉时形式上持有注册商标,但其明知商标取得缺乏正当性,仍通过诉讼排挤其他经营者,构成恶意诉讼,最终判令其赔偿某数码电子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100万元,并公开消除影响[8]。
(二) 事实根据:不能通过人为制造侵权事实来维权
即使权利真实有效,起诉人仍应当具有相应的侵权事实依据。
正常的知识产权诉讼中,双方可能对商标近似、混淆可能性或者专利保护范围存在不同判断。但如果权利人明知被诉行为不构成侵权,却通过伪造证据、诱导取证等方式制造侵权事实,便超出正当维权的合理限度。
最高人民法院在“导轨”实用新型专利案〔(2022)最高法知民终2586号〕中,对此作出了明确认定。
该案中,专利权人主动向一家制品厂提供包含涉案专利完整技术方案的图纸,要求其按照图纸生产样品,随后购买该样品作为侵权证据,提起专利侵权诉讼,并向制品厂客户发送侵权警告函。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在没有其他证据证明他人已经或者即将实施侵权行为的情况下,权利人通过主动提供技术方案诱导他人实施相关行为,再据此提起诉讼,明显超出了正当维权的合理限度,构成恶意诉讼[9]。
商标领域同样存在人为制造虚假侵权事实起诉的情形。湖南高院2025年发布的“西安某网络科技公司诉某实业公司商标侵权纠纷案”商标案中,原告以被告使用涉案标识构成商标侵权为由,起诉索赔100万元。法院审查发现,原告提交的有关商标使用的生产、销售证据明显系伪造,结合案件其他事实,认定原告的诉讼行为违反诚信原则,最终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10]。
上述案例的共同点在于,权利人并非单纯举证不足,而是存在主动制造或者歪曲关键事实的行为。判断起诉是否具有事实依据,不能仅审查被诉行为在形式上是否符合侵权构成要件,还应关注相关事实及证据的形成过程,考察权利人是否通过诱导、伪造或者隐瞒等方式人为构建侵权事实。
需要强调的是,证据不足与故意制造虚假证据,必须严格区分。前者通常涉及举证责任的承担,在待证事实真伪不明时认定负有证明责任的一方败诉;后者则可能直接反映起诉人滥用司法程序的主观意图,作为认定恶意诉讼的重要依据。
(三) 主观恶意:从起诉时机、索赔金额和诉讼行为判断真实目的
由于起诉人的真实目的很少直接体现在书面证据中,法院通常需要结合其诉前、诉中的客观行为进行综合判断。在权利基础存在瑕疵的情况下,异常的起诉时机与畸高的索赔金额,是法院推定起诉人真实动机的重要考量因素。最高人民法院在“成品罐”实用新型专利案〔(2023)最高法知民终2044号〕中,提出了“以时机看动机,以标的看目的”的分析思路。该案中,专利权人在被诉企业上市审核期间提起侵权诉讼,索赔2,300万元,导致被诉企业上市进程受到影响。但在起诉前,专利权人已经取得结论对其不利的专利权评价报告,却未主动向法院提交。
一审法院综合考虑权利基础不稳定、隐瞒不利材料、索赔金额明显畸高及起诉时机等因素,认定该诉讼意在拖延对方上市进程,最终判令起诉人赔偿合理开支40万元,并公开声明消除影响,最高人民法院二审予以维持[11]。
此外,对案件的诉讼策略进行整体审查,也有助于识别“维权”表象下的不正当目的。2026年两起“某品牌机器狗”系列案件中,原告主营食品百货,与机器人研发制造并无直接关联,却受让取得“一种电子狗”的发明专利权。仅五天后,即针对某品牌Go2机器狗提起专利侵权诉讼,后又针对A2型号另案起诉。两起诉讼均发生于被告公司启动IPO上市辅导的关键时期。
在Go2案〔(2025)最高法知民终756号〕中,该公司主张被诉产品具备涉案专利的全部技术特征。最高人民法院逐一审查相关技术特征后,认定Go2机器狗不具备涉案专利“可变色的仿生毛皮”“液位传感器”等相关技术特征,不构成侵权。与此同时,该公司在索赔金额上也反复无常。一审中仅主张赔偿500元,二审骤增至8,000万元,此后又调回500元。最高人民法院斥其前述行为“既精心算计、又反复无常”,意在规避高额诉讼请求所需缴纳的案件受理费,同时向对方施加额外诉讼压力,违反诉讼诚信原则[12]。
在后续A2案〔(2026)最高法知民终96号〕中,最高人民法院进一步注意到,该公司在前案针对同一专利已因技术特征缺失败诉的情况下,仍继续推进本案诉讼并坚持上诉,且缺乏实物证据,甚至在庭审中表示将继续针对其他型号起诉。最高人民法院认定,其真实目的并非制止侵权,而是借助诉讼干扰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正常生产经营,以获取不正当利益。最终,法院认定两起系列诉讼均构成恶意诉讼,并支持了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要求赔偿8万元合理开支的反诉请求[13]。
以上案件体现出一项重要的裁判思路:起诉时机敏感、索赔金额较高或者多次提起诉讼,本身并不违法;但当这些行为与明显不足的权利基础、缺乏依据的侵权主张相互印证时,就可能成为认定主观恶意的重要证据。
因此,主观恶意的证明不能依赖某个孤立的异常事实,而应当将权利基础、侵权证据、起诉时机、索赔策略及诉讼过程结合起来,判断起诉人是否明知缺乏法律和事实依据,仍借助司法程序实现不正当目的。
(四) 认定边界:不能仅凭不利结果反推起诉恶意
在加强规制恶意诉讼的同时,也必须避免将正常的诉讼风险与恶意行为混同。
前述“罗汉果提取物”案即是一起未被认定构成恶意诉讼的案件。
该案中,专利权人在对方企业配股审核期间提起侵权诉讼,并向证监会举报有关情况,导致配股审核一度暂停。此后,专利权人申请撤诉,被诉企业遂另行提起恶意诉讼损害赔偿之诉。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双方在侵权诉讼之前已经存在专利行政争议,权利人基于初步判断认为对方构成侵权,并非明显缺乏权利基础或者事实根据;其向监管机构举报的内容亦未捏造事实,撤诉则属于依法处分诉讼权利。因此,现有证据不足以认定其构成恶意诉讼[14]。
类似的裁判思路也体现在某甲公司与某丙公司等恶意诉讼纠纷案〔(2023)最高法知民终2582号〕中。
该案中,某甲公司曾依据一项实用新型专利提起侵权诉讼,涉案专利后被宣告全部无效。某丙公司等据此主张,某甲公司明知相关技术方案不符合授权条件,仍提起侵权诉讼及后续行政诉讼,构成恶意诉讼,请求赔偿240万元。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涉案专利在起诉时合法有效,且权利人已经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出具的正面专利权评价报告。虽然同日申请的发明专利曾收到关于创造性的负面审查意见,但相关审查意见属于过程性文件,且所依据的对比文件与实用新型专利最终被宣告无效的依据不同,不足以证明权利人明知专利存在不应获得授权的情形。对于专利被宣告无效后依法提起行政诉讼及相关上诉的行为,也不能据此认定具有恶意。最高人民法院最终驳回上诉,维持驳回全部赔偿请求的原判[15]。
此外,在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6年审结的“某知名家居品牌”商标纠纷案〔(2025)浙民终1478号〕中,因双方存在多起旷日持久的商标拉锯战,一审法院曾认为,此前已有多份生效判决认定被告相关商标使用行为不构成侵权,原告作为长期参与双方知识产权诉讼的企业,对相关权利边界应当明知,却仍针对类似行为大量取证并再次起诉,属于明知诉讼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而谋取不正当利益,因而认定构成恶意诉讼。然而,浙江高院二审撤销了该认定。虽然此前多份生效判决认定被告使用相关标识不侵权,但本案被诉行为与既往判决认定的行为不完全相同。结合本案涉案商标合法有效,原告已针对实际发生的被诉行为公证取证,具备相应的权利基础和事实依据,最终未认定恶意诉讼[16]。
这几起案件共同明确了一个重要界限:权利最终被宣告无效、诉讼败诉或者撤诉,乃至过往类案中的败诉记录,并不意味着起诉人在提起本案诉讼时就应当预见该等结果,更不能据此倒推和认定其具有主观恶意。
知识产权侵权判断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和不确定性。法律不能要求权利人只有在确信必然胜诉时才能提起诉讼。认定恶意诉讼,应当重点审查起诉时的权利状态、当事人已经掌握的事实,以及其对诉讼依据是否尽到合理注意义务。
恶意诉讼规制的不是正常维权判断中的失误,而是明知缺乏正当依据仍滥用司法程序的行为。
小结与下篇预告
从上述案例可以看出,恶意诉讼的认定并非简单审查权利是否有效,而是需要结合权利取得的正当性、诉讼主张的事实依据,以及起诉时机、索赔金额和诉讼行为等因素,综合判断起诉人是否具有主观恶意。与此同时,司法实践也始终强调审慎认定的原则:败诉、撤诉或者权利最终被宣告无效,均不足以单独认定起诉人具有恶意。
对于遭遇恶意维权的企业而言,如何识别只是起点,如何有效应对并获得救济,才是更为现实的问题。例如,面对形式上有效的注册商标,能否在侵权本诉中直接以权利滥用为由请求驳回诉请?为应诉支出的律师费等合理开支,能否要求原告承担?如果恶意诉讼已经造成经营损失,应当提起反诉,还是另行寻求赔偿?对于无需经过司法裁判即可导致商品下架的恶意平台投诉,又有哪些有效的救济手段?
恶意诉讼造成的损失,也可能远超律师费等应诉成本。例如,在最高人民法院审理的“行车记录仪”专利恶意诉讼案〔(2023)最高法知民终869号〕中,被诉企业因担心继续生产可能扩大侵权风险,主动放弃了一笔18.5万台行车记录仪的采购订单。法院认为,这种为规避诉讼风险而合理放弃商业机会的行为,并不影响企业向恶意诉讼方索赔,最终认定相关预期利益损失超过900万元。不过,由于被诉企业在二审中仅请求赔偿100万元,法院最终全额支持了100万元的赔偿请求。这一案例也引出了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恶意诉讼造成的经营损失,究竟可以在多大范围内获得赔偿?企业又应如何举证并合理确定索赔金额[17]?
前述问题,我们将在下篇中探讨,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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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机关惩治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典型案例》,2026年6月29日发布,案例三。
[2]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民再396号民事判决,“某知名服饰商标系列案”。
[3]广州知识产权法院:(2020)粤73民终3687号民事判决,某知名服饰品牌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
[4]《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19年修正),第六十八条第四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26年修订),第九条第一款、第十九条第一款、第五十四条、第八十一条。
[5]最高人民法院:(2021)最高法知民终1353号民事判决,“罗汉果提取物”制备方法发明专利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
[6]最高人民法院:《治理知识产权恶意诉讼典型案例》,2025年11月19日发布,案例二涉“靶式流量计”实用新型专利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其中还涉及(2022)最高法知民终1861号、(2022)最高法知民终2586号及(2023)最高法知民终2044号等案件。另见最高人民法院指导性案例278号。
[7]同脚注6。
[8]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苏民终1874号民事判决,某数码电子有限公司与某智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
[9]最高人民法院:(2022)最高法知民终2586号民事判决,“导轨”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及商业诋毁纠纷案。
[10]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湖南法院推进知识产权诚信诉讼典型案例》,2025年7月发布,案例三“虚构商标实际使用证据阻碍科创企业上市案 — 西安某网络科技公司诉某实业公司商标侵权纠纷案”。
[11]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知民终2044号民事判决,“成品罐”侵害实用新型专利权及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
[12]最高人民法院:(2025)最高法知民终756号民事判决,“某品牌机器狗Go2”侵害发明专利权纠纷案。
[13]最高人民法院:(2026)最高法知民终96号民事判决,“某品牌机器狗A2”侵害发明专利权及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
[14]同脚注5。
[15]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知民终2582号民事判决,某甲公司、某丙公司等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
[16]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2025)浙民终1478号民事判决,“某知名家居品牌”侵害商标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17]最高人民法院:(2023)最高法知民终869号民事判决,“行车记录仪”专利因恶意提起知识产权诉讼损害责任纠纷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