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顾泱丨宁小芾丨张毓辰丨赵小荷丨庄抒翔丨许菁菁丨赵一希丨岳敏[1]
人类遗传资源是事关国家生物安全与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近年来,随着生物技术快速发展及产业应用不断深入,企业在研发活动中利用人类遗传资源、开展国际合作的需求日益增加。如何在保障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的前提下,高效促进资源合理利用,一直是业界关注的重点。
2026年5月8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卫健委”)发布《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实施细则(征求意见稿)》(“《征求意见稿》”),就修订科学技术部(“科技部”)于2023年制定的《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实施细则》(“2023年《实施细则》”)公开征求意见。2026年11月11日,国家卫健委正式公布新版《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实施细则》(“新《实施细则》”),并自公布之日起施行,2023年《实施细则》同时废止。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服务系统及相关服务指南亦同步更新,以配合新规实施,为相关业务办理提供支持。
此次对2023年《实施细则》的修订及配套服务指南、管理系统的更新,既承接了主管部门调整后的制度衔接需要,也回应了研发实践中的行业关切。新《实施细则》在坚持安全监管的基础上,通过明确监管范围、细化管理要求、优化管理程序,体现了“放管结合”的监管思路,为企业开展研发与合作提供了更为清晰的合规指引。本文将结合2023年《实施细则》的相关规定,对新《实施细则》的核心要点进行梳理与评析,以期为相关企业理解新规影响、规划研发合作及落实合规要求提供参考。
一、细化监管要求,筑牢人类遗传资源合规基础
新《实施细则》围绕人类遗传资源范围、申报及活动管理要求、单位合规责任和紧急审批机制,进一步细化监管安排,为企业识别合规边界、规划项目实施提供了更清晰的指引。对企业而言,相关要求不仅涉及申报材料的准备,也关系到合作协议、信息提供及内部管理等具体安排,需在项目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统筹考虑,将合规要求落实到研发活动全过程。
(一) 细化人类遗传资源范围:进一步明晰监管边界
新《实施细则》吸纳了常见问题解答及原服务指南中有关人类遗传资源范围的表述,使相关内容由问答及服务指南中的说明,转化为新《实施细则》的明确规定,进一步强化了其规范效力,并在此基础上完善人类遗传资源材料与人类遗传资源信息的定义。
在人类遗传资源材料的定义方面,新《实施细则》沿用了原服务指南对材料范围的说明,并进一步明确:人类遗传资源材料不仅包括所有类型细胞、全血等物质,还包括从这些物质中衍生获取的遗传物质,使人类遗传资源材料的定义更加明确。在人类遗传资源信息方面,原服务指南列举了基因、基因组、转录组、表观组及ctDNA等核酸类生物标志物等数据信息作为人类遗传资源信息的类型之一。新《实施细则》将原服务指南中的“核酸类生物标志物等数据信息”调整为“核酸序列信息”,使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定义的表述更加聚焦、清晰。我们理解,上述调整进一步厘清了人类遗传资源的监管边界,为企业判断相关样本及数据是否纳入人类遗传资源监管提供了更为明确的依据。
(二) 完善申报材料与监管要求:增强企业合规可预期性
新《实施细则》在细化各类行政程序申请材料要求的同时,也对部分实质性监管要求作出了调整和明确。
一方面,新《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了申报材料要求,例如,国际合作科学研究许可申请或国际合作临床试验备案提交的协议(如适用)必须包含知识产权等成果归属安排及权益分配方案。这与《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关于国际合作科学研究须“研究成果归属明确,有合理明确的利益分配方案”的要求相承接,推动企业权益保障落到实处。但权益分配方案“合理性”的具体判断标准,仍有待监管实践进一步明确。
另一方面,新《实施细则》也进一步明确了相关活动的监管要求。例如,禁止通过拆分、化整为零等方式降低采集数量、规避许可;保藏目的仍限于科研用途,但不再强调用于“未来”科学研究,并要求保藏单位建立开放共享机制,在年度报告中说明共享及成果情况。此外,新《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了对外提供已取得行政许可的国际合作科学研究或已完成备案的国际合作临床试验产生的人类遗传资源信息时,免于单独事先报告和提交信息备份的具体条件:国际合作协议中已约定相关信息由合作双方使用,且在行政许可或者备案申报信息中已列明作为接收方的外方单位。因此,对于预计有向境外合作方提供相关信息需求的单位,建议在前期申报时即明确境外接收单位及相关信息使用安排,以便后续符合豁免条件,提高项目实施效率。
(三) 强化单位合规责任:推动合规管理向源头延伸
新《实施细则》将人类遗传资源合规要求进一步落实到单位内部管理,明确由法定代表人对本单位的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工作负责,并要求相关单位明确本单位人类遗传资源管理部门、建立健全人类遗传资源管理制度、建立人类遗传资源活动台账等。同时,新《实施细则》延续了2023年《实施细则》中的约谈机制,规定监管部门在发现被监督检查对象可能存在违反《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有关规定的风险时,可以对其法定代表人等进行约谈。尽管新《实施细则》未就法定代表人的管理职责另行规定具体法律责任,但《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已对法定代表人在特定违法情形下的责任作出规定,因此,法定代表人仍需重视相关履职要求及责任风险。
上述规定表明,人类遗传资源合规并非仅涉及项目申报阶段的材料准备,还应贯穿研发活动的日常管理。对于相关企业而言,可将合规审查前置至项目设计和启动阶段,通过明确内部职责、完善审查及监督机制,将管理要求落实到具体岗位与业务流程,从源头降低人类遗传资源相关风险,为企业稳健开展研发活动夯实合规基础。
(四) 完善紧急审批机制:为应急研发活动提供制度支持
2023年《实施细则》第十七条规定,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置中涉及的人类遗传资源行政许可申请应当加快办理,但具体适用情形、程序、时限及要求等仍有待进一步明确。新《实施细则》进一步完善了该等突发事件下的紧急审批机制,明确对适用紧急审批机制的人类遗传资源活动精简申报材料、简化审批程序,并规定在申请材料齐备后五个工作日内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我们理解,这一安排回应了应急研发对时效性的现实需求,为相关单位在突发事件中快速开展研究提供了更加明确的程序预期,有助于推动研发资源及时投入,更好地服务公共卫生应急需要。
总体而言,新《实施细则》通过细化监管范围、完善申报要求、强化单位责任及明确紧急审批时限,为企业开展人类遗传资源相关活动提供了更清晰的指引。对于相关企业而言,可结合新规统筹项目设计、合作安排与内部管理,将合规要求落实于研发活动源头及实施全过程,在保障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的基础上,更高效地推进研发创新与国际合作。
二、优化管理程序,提升人类遗传资源利用效率
本次修订就国际合作临床试验备案、样本保藏、采集许可及行政处罚程序作出多项调整,有望减少部分申报环节、提高项目推进效率。对企业而言,程序简化并不意味着合规要求的放宽,仍需结合具体业务安排,逐项判断相关便利措施的适用条件。
(一) 优化国际合作临床试验备案程序:缩短办理时限,整合申报程序
1. 不涉及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出境的临床试验备案
根据新《实施细则》第二十八条的规定,对于不涉及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出境的国际合作临床试验备案申请,材料齐全且符合要求的,国家卫健委应当于收到申请当日予以确认;超出工作时间或者在法定节假日收到申请的,应当于下一个工作日完成确认。相较于以往实践中可能需要一至两周的办理周期,该安排有望缩短符合条件项目的启动时间。
企业应从项目全周期评估信息出境需求,而非仅关注首次备案的办理效率。如备案时未列明相关需求,而后续合作中需要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出境的,仍需向国家卫健委进行事先报告并提交信息备份。因此,企业应结合后续研发合作安排,统筹考量前期备案效率与后续另行履行事先报告程序所需的时间及管理成本。
值得关注的是,新《实施细则》既在第二十八条使用了“信息出境”概念,亦在第六章沿用“对外提供或者开放使用”的表述,两者的适用范围及衔接关系尚待明确。例如,境外自然人在境内阅览、处理或使用存储于境内的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境内主体将相关信息上传至境内组织自有并控制的境外服务器,以及境内个人将存储相关信息的载体从境内携带至境外,是否均属于“信息出境”,仍有待监管部门进一步解释。
2. 探索性研究与主体临床试验一并备案
新《实施细则》第二十七条明确,为取得药品或医疗器械在我国的上市许可而开展的临床试验,其探索性研究部分无需单独申报国际合作科学研究行政许可,可与主体临床试验一并备案。这一安排回应了行业对探索性研究申报路径的长期关切,有助于减轻同一项目下分开申报的程序负担、降低合规成本,并为探索性研究的开展提供程序便利。不过,探索性研究与主体临床试验的关联程度是否影响一并备案的适用,仍有待实践进一步明确。
(二) 调整样本保藏与采集管理:明确监管范围,调整许可门槛
新《实施细则》第二十一条明确,以已上市药品、医疗器械生产为目的的样本存储,不纳入保藏监管范围。对于上市后研究、安全性事件报告及持续性质量管理等场景下的样本存储与分析活动,企业需结合其与已上市产品生产目的的关系,判断能否适用上述安排。企业亦应关注样本存储的环境条件;委托实验室或其他机构保藏的,应核查受托方的相应资质及其是否属于外方单位,避免将人类遗传资源样本交由外方单位保藏。
在采集许可方面,新《实施细则》将申请采集行政许可的门槛提高至10000例。此前,2019年科技部发布的《中国人类遗传资源采集审批行政许可事项服务指南》规定的门槛为500例,2023年《实施细则》将其调整为3000例。此次调整有望减轻开展大规模人群临床研究的企业的申报负担,为研究规模的安排提供更大灵活性。
企业还需区分采集活动不纳入监管与合并申请许可两类情形。为取得相关药品和医疗器械在我国上市许可而开展的临床试验,其涉及的人类遗传资源采集活动不在采集监管范围内;人类遗传资源保藏、国际合作科学研究涉及人类遗传资源采集的,则应与申请保藏、国际合作科学研究行政许可一并申请,无需另行申请采集行政许可。因此,是否需要单独申请采集行政许可,应结合活动目的及其适用的申报路径判断,不宜仅依据样本数量作出结论。
(三) 简化学术场景下的事先报告程序:递交数据并生成登记号即完成报告
新《实施细则》第四十条及相关服务指南明确,以论文发表或者学术会议交流为目的,对外提供或者开放使用人类遗传资源信息的,应当在论文正式发表前或者会议前向国家生物信息中心递交数据,递交成功后生成登记号,即视为完成事先报告。这一安排明确了学术交流场景下事先报告义务的履行方式,为相关单位发表论文、开展学术交流提供了程序便利。相关单位应将数据递交纳入论文发表及会议筹备流程,提前协调研究团队与内部管理部门,确保在规定时间节点前完成事先报告程序。
(四) 明确行政处罚程序:与卫生健康行政处罚程序相衔接
人类遗传资源相关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仍适用《人类遗传资源管理条例》第五章。新《实施细则》进一步明确,行政处罚程序按照《卫生健康行政处罚程序规定》执行。该规定自2025年6月1日起施行,对立案调查、处理决定、执行结案等环节作出具体规定,为企业理解和应对执法程序提供了更明确的依据。面对潜在行政处罚,企业可据此了解程序要求,配合监管调查,并及时就相关事实及处理意见作出反馈。
总体而言,本次修订通过缩短备案时限、整合申报事项、调整采集许可门槛及明确执法程序,为企业优化人类遗传资源合规安排提供了空间。企业宜结合项目设计、样本管理及信息流转安排,重新审视现有申报路径,在符合适用条件的前提下善用相关便利措施,并将后续可能触发的报告、备份及许可要求纳入项目全周期管理。
三、优化合作规则,促进人类遗传资源开放合作
新《实施细则》围绕外方单位认定、境外上市申报及涉港澳机构活动,进一步优化人类遗传资源国际合作的监管安排。相关调整有助于提高外方单位身份认定的可预期性,减少特定场景下的程序负担,并通过快速审批制度提升项目办理效率。与此同时,企业仍需结合具体股权及治理安排、信息提供路径和项目参与方式,审慎判断各项便利措施的适用范围。
(一) 调整外方单位认定标准:以50%权益比例为基准,删除“支配”或“重大影响”标准
外方单位的认定直接关系到企业开展人类遗传资源活动的合规路径。根据现行监管规则,外方单位不得在我国境内采集、保藏我国人类遗传资源,也不得向境外提供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其利用我国人类遗传资源开展科学研究,应当与中方单位合作。新《实施细则》第五十九条将外方单位界定为境外组织及境外组织、个人设立、实际控制或者持有(含间接持有)50%以上的股份、股权、表决权、财产份额等权益的机构,删除了2023年《实施细则》中境外组织或个人持有的相关权益不足50%但可通过其他权益、投资关系等安排进行“支配”或施加“重大影响”的标准及兜底条款。
我们理解,这一调整明确将50%的权益比例作为外方单位的判断基准。基于此,之前因否决权安排等因素被认定为外方单位的主体不一定仍被纳入认定范围。如果后续发布的监管口径确认了这一点,由中方控股、但外方能够通过否决权或其他协议安排对企业的决策管理进行支配或施加重大影响的企业,可能不再被认定为外方单位,从而不再适用针对外方单位的人类遗传资源监管限制。
(二) 新增境外上市申报豁免:衔接临床试验备案与境外注册申报
新《实施细则》第四十一条新增规定,以相关药品和医疗器械在境外上市注册为目的,向境外药品监管机构提供临床试验中产生的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如已在人类遗传资源国际合作临床试验申请中列明并完成备案的,无需单独事先报告和提交信息备份。该项安排有助于减轻后续境外注册申报环节的程序负担,降低人遗申报与境外注册申报之间的协调成本,为企业利用中国临床试验数据开展全球注册提供程序便利。
该项豁免以相关事项已在国际合作临床试验申请中列明并完成备案为前提,并非对人类遗传资源信息对外提供的一般性豁免。企业应关注在前期申报中列明的事项能否涵盖企业实际向境外提供的信息及后续注册申报相关安排。例如,境外监管机构要求补充提供原申报范围以外的人遗信息,或企业后续新增其他国家或地区的注册申报时,能否继续依赖原备案适用豁免,仍需结合原申报内容及后续监管口径判断。
(三) 完善涉港澳机构活动便利机制:允许并行申报,优化审批衔接
新《实施细则》第五十二条明确,对涉及港澳机构的人类遗传资源活动设置快速审批便利机制。与通常程序将伦理审查通过的证明材料作为申报材料之一的要求不同,适用该机制的相关主体可在伦理审查或临床试验申请过程中,同步申报人类遗传资源行政许可;待补充提交伦理批件或临床试验批件等材料后,由主管部门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或者备案。该机制允许符合条件的项目将原需先后衔接的相关申报并行推进,有助于减少程序间的等待时间,提高项目筹备及实施效率。
值得注意的是,相较于《征求意见稿》,新《实施细则》将补齐材料后的处理方式由“直接予以行政许可或备案”调整为“作出行政许可决定或者备案”。我们理解,这一措辞调整表明,补充提交相关材料是继续办理许可或备案的条件,而不等于当然取得许可或完成备案。尤其对于行政许可事项,主管部门仍需依法审查并作出决定。因此,该机制主要体现为申报时序及程序衔接的优化,不宜理解为对实体审查标准的放宽。
此外,该机制的具体适用范围仍需关注。首先,新《实施细则》第六十条明确,设在港澳的内资实控机构参照中方单位管理,我们理解,非内资实控的港澳机构可能仍受限于外方单位的活动范围。“港澳机构”的认定方式仍有待监管机构解读。其次,“涉及港澳机构”所要求的参与程度尚不清晰,港澳机构是否须作为合同研究组织、申办方等主体实质参与项目,还是仅提供一般服务或辅助参与即可,仍待进一步明确。最后,人遗活动的范围是否包括采集、保藏、利用和对外提供的全流程,以及具体何种活动可以适用快速审批机制,也需结合配套规则及后续监管实践判断。企业在安排项目时间表时,宜先核实适用便利机制的主体资格及相应的事项范围,避免将程序便利等同于主体准入或活动限制的豁免。
总体而言,新《实施细则》在坚持安全监管的基础上,通过细化合规要求、优化管理程序及完善国际合作规则,回应了企业在研发与合作中的多项实务关切,也为人类遗传资源的规范、高效利用提供了更清晰的制度指引。对于相关企业而言,程序便利并不意味着合规要求的放宽,仍需结合自身结构与项目安排,审慎判断各项措施的适用条件,并及时调整申报策略。部分新规则的具体适用仍有待配套指引和监管实践进一步明确。我们期待,随着新规落地及监管口径逐步清晰,相关制度安排能够在保障人类遗传资源安全的同时,更好支持研发创新与国际合作。我们也将持续关注后续动态,为企业理解和落实新规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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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实习生周海梅、王江源对本文亦有贡献。